第559章 不过正不能矫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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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读小说吧 www.duxs8.net) “一枝兄,是不是你怂恿学生们去西北的?”胡适抱着讲义进北长的办公室的‘门’就说:“今天课堂上又少了几个学生。” 陈一枝笑笑:“我绝对没有!” “不是最好。”胡适板着脸说:“学生就该读书!少搞那些‘乱’七八糟的东西。” “虽然不是我怂恿的,不过我支持他们。”陈一枝说:“王阳明说‘知行合一’。读万卷书,不如行万里路。” 在北长的办公室里,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,《新青年》同仁们互相‘交’换眼神,一时不知道怎么化解。 沈尹默睁大眼睛,忽然问陈一枝:“这里有篇文章,大家快来看看,‘复王敬轩书’,这王敬轩是谁?” “玄同呀!” “那‘记者’是你么?”沈尹默又问,依然是吃惊的神‘色’。 “是半农呀!”这回,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。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。 “原来二位演了一台‘双簧戏’哈哈哈!”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,独自‘抽’着烟。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,嘴角‘露’出了由衷的微笑。说心里话,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。 胡适的脸‘色’却有点僵,他不悦地问:“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?”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。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,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。一反驳,洋相就出大了。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。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:“这样制造一些气氛,也未尝不可。”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;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更为‘激’进的《文学革命论》,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;1918年开始,《新青年》全部采用白话。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,以极其‘激’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,他们从不同角度,‘精’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。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,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?很意外,尽管胡适、陈一枝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、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,当时却并未‘激’起多大反响,大家想象中的守旧派“痛心疾首”、“如丧考妣”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,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。 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,民国建立,尚新、求变、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‘潮’,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,不敢吭气;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,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。 因此,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“妖魔化”文言文,却并未‘激’起多大反响,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、对空挥拳,“废文言倡白话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。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,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: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,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,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,在报上展开论战,以吸引社会注意。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,一定会拍案叫绝的!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“炒作”,在百年前,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。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,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,也就不好多说,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:“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,不是正人君子所为。外人知道了,也会笑话《新青年》的。”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:“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,逗引林纾上阵反驳,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、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。” “怎么选的他?”有人问。 “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‘色’,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!”钱玄同说。 刘半农补充道:“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,更重要的是,他是出‘色’的古文家,他现在已出版《畏庐文集》、《左孟庄‘骚’‘精’华录》、《韩柳文研究法》、《畏庐续集》、《‘春’觉斋》、《左传撷华》、《论文讲义》、《文法讲义》、《文章流别》、《文学史》等术着作。在当今文化界,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,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,最能扩大‘废文言倡白话’的影响。” “辜鸿铭的名气更大,古文造诣更深,更顽固。” “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?”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。此公出生于马来亚,留学于德国,曾在北洋军界供职,妻子是日本人,因此有“生在南洋,学在西洋,婚在东洋,仕在北洋”的奇异经历。他‘精’通九种外语,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,还是被采取“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”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。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“怪物”,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,拖着辫子大摇大摆,出入“新文化运动的摇篮”北京大学。 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“文学革命论”一抛出,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、奋起反驳,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。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,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,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,说:什么“妓‘女’改良”?要把良改掉?要改良为娼啊! 所以,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“头号敌人”,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‘逼’人装聋作哑之时,他已有些回应,对“废文言”颇有微词。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。 胡适叹息一声,拿起《新青年》,指着一段文字说:“这骂得过分了吧?‘选学妖孽,桐城谬种’这样的言论有失公允?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?而且,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,反对传统中的某些痼疾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,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,我实在想不通,在提倡文的同时,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?难道新文学的兴起,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?” “适之,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!”陈一枝忽然板起脸,目光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:“我记得当初在上海,江山和我说过,革命,矫枉必须过正,不过正就不能矫枉。在一些非常时期,就必须有一些非常的举措。否则,就不能奏效。就会贻误战机,成为千古罪人。辛亥革命的失败,今日民国的流毒,都是不够矫枉过正,革命不够彻底。今日文学革命,一样矫枉必须过正。传统文化绵延太久,根基太深,要予以革新,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,让人触目惊心,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。” “江山竟然说出这样的金石之音。矫枉必须过正,不过正就不能矫枉!”钱玄同被陈一枝的这一席话刺‘激’的情绪特别亢奋,他扫视了众人一眼,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:“‘欲’使中国不亡,‘欲’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,不可不废孔学。‘欲’废孔学,不可不先废记载孔‘门’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。”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?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!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,“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:文章用标点,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,用公元纪年,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。今天更极端了,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‘双簧戏’。”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,嘴角挂着笑,什么也没说。 胡适刚刚被陈一枝呛声,钱玄同这一说,他又有点忍不住了,他扶了一下眼镜说:“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,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。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,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。” 陈一枝又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,心情已经平复很多,这时候只是笑着对大家说:“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,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‘刍议’些什么。” 胡适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:“只要议论平心静气,反对有理有据,我们《新青年》都要欢迎。” 这是在说陈一枝刚刚‘激’动言论。 李寿昌一直在洗耳恭听,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。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,任北大图书馆长后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。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,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:“适之这样做,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《新青年》中的异端,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。”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,摊开双手,一副绅士风度地说:“这不要紧,观点一致的人,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。” …… 西北,仲秋的阳光很好。 江大帅头戴一顶农民在山里劳作时戴的那种柳条草帽,奋力登上小山村脑畔山。 眼下这个极普通的偏僻山村周围,生长着一排排粗壮高大的左公柳。 这还是当年左宗棠征西,一路种下的。 那枝叶像一条条绿‘色’的帘子,垂落在山湾沟渠里,在苍黄的‘色’调上点缀出缕缕生机。 陇中黄土高原:位于甘肃省中部和东部,东起甘陕省界,西至乌鞘岭畔。这里曾经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祖先,建立过炎黄子孙的家园,亿万年地壳变迁和历代战‘乱’,灾害侵蚀,使它支离破碎,一座连着一座的土丘重重叠叠,其间曲曲折折流淌着的山泉水,像是由数不清的母亲的‘乳’房中溢出的‘乳’汁,滋养哺育着一切生命。正是这无数涓涓细流,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河川。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,造就了多少天险夜渡,雄关要塞,峪口大峡。坚的土地经历了千百年的冲刷和淤积,形成了特殊的地貌,浑圆高耸的梁峁,开阔的川道,狭窄的沟渠和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勒出在土原深处的拐岔。 祖祖辈辈,川道里的人家在川坪上耕耘,沟渠里的人家在山洼上播种。居住在拐岔里的人们,只有爬上高高的干山屹塔,用加倍的心血和汗水,浇灌和收获赖以生存的五谷杂粮。 山里的许多农家都种着罂粟。这是当地农民最可靠的一种经济作物,但同时许多人也染上了吸食大烟的陋习。罂粟给贫困的农民带来了发财的梦想,也带来了灾难和痛苦。许多人因此付出了健康失去了劳动的能力,只有卖儿典地、倾家‘荡’产。 江大帅眼前这个村子就是这样一个苦焦的拐岔小山村,贫穷与辛劳像两根套绳,紧紧束缚着乡亲们,拖着沉重的光景,一代一代艰难前行。 “我们进村吧?”越来越英姿飒爽的马素贞问道。 江大帅点点头:“这村里有工作组吗?” “有,带队的还是北京大学来的高材生。” 村里的石窑和土窑,集中在一面朝阳的半山坡上。 进村之后,江大帅看到农民脑后拖着的猪尾巴。 “怎么回事?工作组的工作不到位啊!” “西北农村,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,大同小异。” 地区支书向江大帅介绍情况。 显然,辛亥革命的狂涛巨澜,给予这个偏远小山村造成的冲击并不那么强烈。也有外出赶脚驮盐的人回来说:“民国年不兴男人留辫子。”但为了慎重起见,马家阳湾和周围许多村子的大多数人,脑袋后面仍然拖着那条猪尾巴似的辫子。 “矫枉必须过正,不过正不能矫枉!”江大帅心里想着。 位于村子的中心,这是一座比一般农户较为讲究、其实并不高大富丽的建筑。 这家的主人叫马占魁。 马家村虽然地处偏僻,但却并不是能叫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。距村子驻扎着一支队伍,老百姓称之为“民团”。说是维护地方治安,其实是刮民、扰民。他们的首领就名叫马占魁。 这家伙,是个回回,杀人放火,穷凶极恶,方圆几十里很有威名。谁家的小娃娃哭闹,大人就说:“快不敢,马占魁来了!”小娃娃就不敢再哭。 马家军败退,疯子军进村,随军的工作组首先就把这个为祸一方的马占魁‘专政’了! 马家宅在也变成工作组的办公楼。 江大帅一行沿着由巨大的石条帮畔、碎石嵌铺的斜坡甬道上去,拐过一个直角的‘门’台,就是那座砖木结构的高脊‘门’楼了。 这种西北古建筑,江大帅觉得很有意思,在比较考究的秦汉时期的电影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,只不过电影里,秦汉的王宫甬道比这个更高,更深而已,当然,也更加的威严。 “西北农村里竟然还保留了秦汉之风?”江大帅不禁感慨的说。 这种两面流水的挑檐儿传统建筑,在西北一带称之为“龙‘门’楼”。这是富贵人家的标志。而龙‘门’楼子的大小高低,则又暗示着富裕和尊贵的程度。 从这的家的龙‘门’楼看,显然还算不上大富大贵,只是一个小康之家的水准。‘门’礅、‘门’框、屋脊、瓦当,雕刻着金狮麒麟,样云龙凤。这在此时偏远山村里,却已是很不寻常。‘门’楣上的匾额刻着“树德务滋”四字,显示出主人的知书达礼和道德追求。加之‘门’楣上的阁楼正面,悬着一块巨大的木牌匾。匾上“公务勤劳”四个书写考究的金‘色’大字格外引人注目。 走进大‘门’,绕过影壁,是一线面南的五孔正窑,窑基抬起约两尺余高。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。‘门’楼两边的高围墙下,一面是仓房,一面是牲口棚圈,形成一个很对称也颇讲究的农家四合小院。这种盖造格局在清末民初的西北农村是很时兴的。 “我中华,在东亚,人口多,土地大……” 小院子里传来读书声。先生一句一句领着念,头一阵读书声惊飞了檐下的一窝麻雀,也打破了小山村的沉寂。 老师就拿一块‘门’板当黑白。学生没有座椅凳子,就搬了一块砖头坐地上。 看到这一幕,江大帅忍不住点点头。进村时对工作组的不满立刻烟消云散。 下课后,书记给江大帅介绍。 老师是个很清秀的‘女’孩子,名叫张秀岩,刚从北京过来的。此前就读于北京‘女’子高等师范学校,还没毕业。 她穿着疯子军‘肥’大的军装,越发显得她身子的单薄。 这时,一个穿的破旧的老人家领着小孩进来,问道:“请问军爷,先生在吗?我送我孙子来上学。” “老人家,我就是。” 张秀岩清丽的声音传来,老人家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个小‘女’娃。 “怎么是个‘女’娃?” 张秀岩说:“现在是民国,男‘女’平等,分什么男娃‘女’娃?” 老人家拉着孙儿就想走。 “老人家,”江大帅大笑拦着道:“这是北京城里来的‘女’秀才,教您的孙儿绰绰有余了。” “京城里来的?” 江大帅点点头。 “京城里‘女’娃也能做先生教书?” “当然!” 老人家又看看院子里学生们,便对孙子说:“给‘女’先生磕头。” 小孩刚要下跪,张秀岩忙说:“咱是新学,不兴磕头。” 老人家问:“不磕头咋办?” 张秀岩说:“鞠躬行礼就很好嘛。” 小孩赶忙弯下腰,深深给先生鞠一躬。 旁边围观的学生中,有人吃吃地偷着笑,小孩脸红了。--71819+dsuaahhh+24074072--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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